何香凝广州主办民间剧社，如何助燃革命之火？

广州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1925年，何香凝在此发起成立民间剧社，与其他团体一起为国民革命起到鼓动、宣传作用。

在民间剧社成立前，广州已有一些白话剧社。为鼓动更多民众参加社会活动，何香凝成立民间剧社并担任社长，以革命化、艺术化的表演唤醒民众、助力国民革命。剧社成立后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与革命宣传，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等节点演出《棠棣之花》等经典剧目；通过演剧筹款援助省港大罢工女工、慰劳北伐将士，并广受好评。剧社还开创广州剧界两性合演先河，摒弃“幕表法”坚持按剧本演出，注重艺术打磨与社员训练，成为广州兼具革命性与艺术性的新剧社。

民间剧社与黄埔军校创设的血花剧社互动紧密，二者多次联合演出《沙基血》等剧目，在演员、服装上相互支持，虽曾提议合并为新剧团，但最终未实现。1926年底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剧社演出活动减。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剧社活动基本中断，同年11月虽有整理尝试，但随何香凝离开广州彻底落幕。

作为大革命时期广州话剧运动的重要代表，何香凝主办的民间剧社不仅为国民革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积极贡献，其剧本选择等为中国话剧发展提供借鉴，丰富了广东乃至中国话剧史研究。

何香凝主办的民间剧社述略

在中国戏剧史上，尤其是中国话剧史，提及20世纪20年代的话剧生态，广州有一席之地。这方面显示了广州积极吸纳外界精华，并参与话剧艺术实践的事实，同时也显示出话剧艺术在中国流播、影响的广度。作为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广州话剧显示了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特色。“由于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活动于其中的话剧艺术便带有更加强烈的配合现实斗争的革命性以及更多人民群众参加的普遍性，因而形成了广东话剧史上第一次话剧艺术运动的高潮。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的话剧活动异常活跃。”

相较于黄埔军校学生1925年初在广州创设的血花剧社（初隶属黄埔军校政治部，1926年底隶属黄埔军校同学会），同年底在广州创设的民间剧社忆述资料甚少，给民间剧社研究造成一定难度，因此专门研究成果甚少，在中国话剧史著中几乎不着一词。即便广东话剧史著涉及民间剧社，也嫌单薄。但考察当时报刊史料，民间剧社的演出活动及其影响在当时众多话剧团体中并不逊色。厘清民间剧社基本史事，可见其在19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的影响及其相关人物的贡献。另外，民间剧社当时一些认识或实践，迄于今日，也不无启示和借鉴价值。

一、民间剧社的创办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广东中西合璧的学校在重大节日或游艺会、恳亲会以及教会学校的耶稣圣诞节，安排由教职员或以同学会的名义演出白话剧。如广州育才书舍曾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阳台相会”一场改编为《情人》进行演出；南美学舍演出《孤寒鬼》，则改编自莫里哀的《悭吝人》。而在民间剧社创办之前，广州已有一些职业女子白话剧社，多数在百货公司开设的游乐场演出。如1921年岭海女子白话剧社在广州东堤新世界演出《苦家庭》《父之过》《善恶报》等；1924年，我观女子白话剧社、香江幻花影女子白话剧社在广州长堤先施公司天台游乐场演出《慈母累》《红豆子》和《可怜女》《错鸳鸯》；1925年，真真影女子白话剧社在长堤先施公司天台游乐场演出《渔色累》《不认妻》。同年，达观女子白话剧社在广州西堤大新公司天台游艺场演出。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剧社的演出纯为商业竞争招徕观众的需要，剧本表演都甚为低俗，虽时时翻新花样，最终仍被观众贬称为文明戏而不受欢迎。”是否真的不受欢迎，也不可一概而论，毕竟其与后来的民间剧社曾在广州同步演出，满足不同的对象。但从迎合政治情势，启发女性，动员妇女解放，乃至革命方面，上述白话剧社显然与后来所成立的民间剧社不可同日而语。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不少女性参加国民革命。其中一批积极分子聚集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长何香凝，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干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妇委书记蔡畅，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妇委委员邓颖超等周围。为鼓动更多民众，尤其是劳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何香凝发起成立民间剧社，并担任社长。何香凝让朱执信的夫人杨道仪担任民间剧社主任，并派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干事、共青团省立女师支部书记张婉华任秘书，统理剧社一切工作。剧社主要演员有陈曙风、赵雪如、陈惠芳、马景云等。1925年12月2日，国民党中央第九次会议决议，妇女部提出举办民间剧社，一次补津贴百元。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和省党部妇女部共同组织。

民间剧社创办“宗旨至为光明，以革命之精神，为艺术之表演者，因为深感吾国文化已落后，且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艺术不能发达，应努力提倡，以唤醒民众”。民间剧社成立之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拟具章程，招募社员。当时广州爱好话剧的陈曙风、杜群英、关存英、赵雪如、汪干廷、李少华、陈惠芳等30多人纷纷加入。这些成员大多是各团体或学校在妇女运动方面的积极分子。如赵雪如与民间剧社社员、党立宣传养成所女生伍夏理、黎志瑞曾多次参与中央妇女界组织的妇女界联欢大会。

二、民间剧社演出活动及其影响

民间剧社从创办之日起，积极主持或参与社会活动，演剧筹款，声援罢工，宣传鼓动妇女运动。民间剧社演出活动地点大多在广州长堤青年会（位于今广州沿江西路，建筑已不存），还有海珠戏院（位于今广州沿江西路）、广东大学礼堂（位于今广州文明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位于今广州中山三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九曜坊广东省教育会（位于今广州教育路）等地。

1926年1月3日，宋庆龄由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月20日上午11时，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广州市党部妇女部、执信学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6个团体假广东大学操场欢迎宋庆龄及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各女校女团体及群众妇女到会者达5000人。何香凝宣布开会理由。宋庆龄、恽代英、李省群均有演说。欢迎大会之后有执信学校、省立女子师范歌诗跳舞，民间剧社表演独幕剧。

同年2月27日，中央妇女部召集全市各女校、各女团体在中央党部秘书处会议厅开“三八”国际妇女节筹备会议，确定省立女师、民间剧社为游艺部，负责表演助兴。何香凝领导的民间剧社认为，广东大学文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创作的《聂莹》（即《棠棣之花》）“有时代感”，加上“有当时革命气氛的帮助”，因而决定于3月8日在广东大学礼堂排演。对于此次首演，当时报刊评论民间剧社：“于国际妇女节日在广东大学表演近代文学大家郭沫若新编名剧《棠棣之花》，表演时惟妙惟肖。”“其桥段情节，哀感动人”，令许多观者为之感动落泪。民间剧社名声大噪，因此，“社会人士多有聘民间剧社再行排演”。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之后，省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为民族求解放而发动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8月以来备尝艰苦，而女工尤甚。民间剧社与慰劳前敌革命军人（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军——引者注）会、广东各地20多个商民协会纷纷给予援助。1926年3月，民间剧社举行全体社员大会，“以罢工女工友此次能够如许奋斗，如许牺牲，以为全民族请命，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殊为难得之极，为鼓舞罢工继续奋斗起见，决议演剧筹款，援助罢工女工”。当月23日、24日连续两晚，在长堤青年会内表演《聂莹》及根据波兰文学大家廖抗夫原著所编的革命名剧《夜未央》。两剧均充满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夜未央》“为最近某君新编之杰作”，极富启发民众精神之价值。

《聂莹》一剧当时由民间剧社演出后，甚得郭沫若的赞许和观众的一致好评。郭氏也曾到民间剧社演出现场指导并愤慨激昂讲述过自己的创作动机：“在‘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而且就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天，我在南京路先施公司的楼上，亲眼看见一些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飞扬跋扈，镇压行人和开枪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当时我真是义愤填膺，如果我有手枪，我一定拿起枪来向帝国主义者还击，可惜我当时没有武器。因此，我就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寓所，写出了《聂莹》这个剧本。”抗战时期，郭沫若还曾作《我怎样写〈棠棣之花〉》忆及此事：“北伐那年的4月（指1926年4月——引者注），广州在廖夫人（指何香凝——引者注）领导下的血花剧社却把《聂莹》和以前发表过的两幕合并起来，作为四幕剧的《棠棣之花》演出过。……公然得到了相当的好评。”显然，郭沫若忆述时将民间剧社误记为血花剧社。

为筹款援助罢工女友，民间剧社3月30日晚再次在长堤青年会演《聂莹》。次日，民间剧社全社男女剧员共同上演《夜未央》。何香凝和党立宣传员养成所全体女生均出场充当名角。此次筹得款项300多元，民间剧社将此款与罢工委员会合办罢工女工工读学校，使罢工工友得受教育。

民间剧社成立未及五个月，即有报刊评论：“民间剧社乃广州唯一之革命化、艺术化的新剧社，社员亦多为革命青年，自成立后，社务非常发达”。

民间剧社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艺术宣传，发挥其影响，促进国民革命进行。1926年5月，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一周年纪念会，各地分会均派代表参加。中央党部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青年部长甘乃光、广东省立女师校长廖冰筠、鲍罗廷夫人、高级训练班主任周恩来等莅会指导。纪念会结束后，民间剧社排演新剧。同年9月17日、18日、19日，连续三日，民间剧社在广州南关戏院演剧筹款，慰劳北伐将士。民间剧社要求本社全体职员剧员演剧前到南关戏院办事处领取襟章，以便演出顺利进行。

民间剧社及其演出效果可从时人评论可见一斑：

新剧在广东真算不进步了！近来戏剧社倒不少，然而终提不起新剧的价值来。……他们演剧全不注意剧本，而且差不多没有完全的剧本，大家上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与剧中人的个性全不相合，这样演法自然不会好，艺术更是说不到。

民间剧社演《棠棣之花》一剧，可算得是我两年来在广东所看的最好的新剧了……这出《棠棣之花》剧本是郭沫若编的，大功自然要归郭先生。不过选剧的眼光是民间剧社自己的事。这个剧本富有革命性，而又不失温厚含蓄的感情，结构笔墨都极灵妙。民间剧社能够选出这个剧本，眼光总算不错。

表演方面大致可说是很好，其中尤以店妇和店女为最入微，其余严仲子，聂政聂莹，盲人父女都还合拍，不过聂政微微缺乏活动和刚毅的态度。聂莹在第三幕稍欠哀情，在第四幕却又很好。那士兵表演得最差，竟会对着长官胡言乱说，殊无尊严。那军官也太温柔，大家都不像。其中有一个兵士更染了现在一般演剧人的恶习，好用谑词取乐观众，这一点真是本剧之瑕。

各幕之中都有些少的遗漏，大概是不练习纯熟，或没有人提场之故。总之以一个新成立的剧社而有这样的成绩是很难得的。若果再加研究，多与练习，不难将来替广东新剧界开一个新面目。

上述论者将民间剧社置于广东整个新剧（此处主要指话剧）生态中，承认民间剧社在剧本选择上“眼光总算不错”，表演“大致可说是很好”，“总之以一个新成立的剧社而有这样的成绩是很难得的”。论者并非一味高扬，同时也指出民间剧社在表演方面的不足之处，但出发点还是给予很高期望，认为民间剧社“不难将来替广东新剧界开一个新面目”。1927年3月8日，广州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当晚，民间剧社与执信女校在广东省党部大礼堂（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游艺会。“歌诗跳舞各项，则由执信女校尽量表演。至演剧方面，则有民间剧社之《王昭君》及《妇女解放之先驱者》二剧。”《王昭君》一剧是郭沫若所著《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此剧堪为妇女解放的导火线”，“《妇女解放之先驱者》一剧亦为妇女问题中一大关键。”

民间剧社还先后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山河泪》等剧目。《山河泪》为广东人侯曜创作的三幕剧（共分六场），“是一本国破山河在的弱小民族的血和泪的作品”，“以韩国独立运动为题材，充分地表现了被压迫民族的痛苦”。据作者侯曜说，这本《山河泪》，是想借此替被压迫的民族作不平之鸣，向帝国主义之野心家，作“当头棒喝”，更希望世界今后成一个平等、博爱、互助、共存的大乐园。该作品影响力不独在当时，甚至影响到后来。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认为《山河泪》是“一本强有力的民主主义的作品，在我们民气消沉堕落的现在，正是一帖对症的良药”。这也再次证明民间剧社选择剧本的眼光独到，因而产生的宣传效果自然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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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间剧社社员陈曙风当时回忆：民间剧社“当时所提倡的风气之一就是不用‘幕表法’，要照剧本念台词。照剧本念台词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十分当然的事，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新风气”。另外，该社曾经全用女演员、古装表演郭沫若编著的《聂莹》数次，成绩斐然。1926年10月24日，在广东教育会男女剧员共同拍演《聂莹》，且添置贵重古装服装多套，“务求将时代色彩表演无遗”。而民间剧社演出时实行男女“两性合演，开广州剧界之先河。”这也是该社当时反封建、主张男女平等和男女合作而开风气之先的一种革命做法。民间剧社演剧时，在男演员不足的情况下，有时还会借用其他剧社如血花剧社的男演员。民间剧社办事处设于广州永汉北路（今广州北京路，具体门牌号不详）。对于业务，民间剧社非常注重，如购置乐器，并定每星期日，全体社员举行音乐实习会一次，聘请音乐大家指导，以资练习。对于社员之张罗，尤为急进，民间剧社特设征求委员会，专门办理征求事宜。同时，该社又设立一筹款委员会，通过筹款积极扩张，力求“使民间剧社成为一大规模之革命的宣传工具”。

三、与其他剧社的互动

当时广州剧社很多，但配合国民革命、积极活跃的除了民间剧社外，还有创办时间早于民间剧社近一年的血花剧社等。民间剧社与血花剧社经常一起参加广州举行的庆祝活动或宣传、筹款活动。另外，这两个剧社在各自演出时，在演员、服装方面彼此支持和赞助。

民间剧社与血花剧社互动往来较为紧密，加上在广州影响颇大，遂引起国民党宣传部成员注意。1926年3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职员梁绍文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血花剧社及民间剧社合并为党立新剧团。其所持理由是：

“血花剧社为本党同志所组织，成立以来颇著声誉，感化民众亦甚深；而民间剧社则为中央妇女部所立，亦以发扬革命精神及本党主义为宗旨。若能合并为党立新剧团，并在中央指导之下，则影响于民众必更大，其收效必更宏，且设备及人才亦较区分为经济与集中。”

此次会议林祖涵、谭延闿、杨匏安、甘乃光、李济深、何香凝、陈其瑗、缪斌等人出席。会议决议的结果却是：立新剧团无设立之必要。至二剧社之合并与否，交由宣传部与该二剧社接洽议复。

国民党中央认为无必要成立新剧团，具体理由不得而知。国民党宣传部与血花剧社、民间剧社后来是否有接洽，若有接洽，结果怎样，暂均无史料可征。从当时历史情势看，很难有“合并”结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此次会议前的2月14日向国民党中央以“脑病增剧”请假，“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州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而代理宣传部部务的沈雁冰忙于编辑《政治周报》、演讲、作文，似无暇他顾。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沈雁冰等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而血花剧社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中被捕，4月获释，旋到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任职。根据1926年5月血花剧社自身改组的事实，血花剧社与民间剧社“合并”一事无人再提。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在长沙成立新剧团，积极招募剧员。昔日血花剧社主任李之龙此时任职总政治部。但总政治部新剧团与血花剧社、民间剧社并无关系，而是各尽其能为北伐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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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绍文道出血花剧社和民间剧社各自的影响、贡献以及合并后可能出现的力量、优势。但最后“合并”一事不了了之。血花剧社及民间剧社二者隶属有别，社员构成上、具体服务对象重心不同，主要演出场所不同，剧目选择上也有所不同。但并不妨碍彼此有“互动”的一面。对于在北伐中的宣传、动员或鼓动一样有力，无形中还是有“联合”。论述血花剧社时，自然也不能忽略这一方面。

在民间剧社排演名剧时，血花剧社出动人力、参演节目为之助兴。1926年5月25日，为红十字会筹款，民间剧社在广州长堤青年会开演《山河泪》。该剧为革命青年陈曙风、赵雪如女士担任主演。陈、赵二人曾主演《夜未央》等剧，极得社会之称道。是晚有紫罗兰姑娘跳舞，血花剧社李超、廖开演双簧，“均为南中国有一无二之艺术家”。

同年6月23日，血花剧社联合民间剧社在广州海珠戏院表演《沙基血》一剧。“血花剧社，自扩大组织以来，其剧务发展，一日千里，对于每次纪念日，必热烈地向民众表演戏剧，藉以唤起民众”“该社负有唤醒民众，灌输革命思想之宣传责任”。是日请省立女师等数校学生参加，有爱国、有主义意味之跳舞，“提起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之精神”。

血花剧社联合民间剧社表演的《沙基血》，“剧情极有意味，至演员亦能现身说法，慷慨淋漓，极能将去年次日之情状，尽量描写出来，故一时令观众如入其境，为之动容，及后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跳舞，名为解放被压迫弱小民族，及打倒帝国主义等，是极有主义，而寓意极深奥地宣传跳舞者。”后有妇女部长何香凝、师长钱大钧等演说，“全场革命空气紧张，极使人脑中有一种深刻的印象。”这些演出活动，为即将进行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起到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9月28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广州民国日报》发布启事，民间剧社之前为慰劳北伐将士演剧筹款，现要求众多踊跃购券者认券。同年10月4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毕业典礼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当晚，除了放映电影、燃放烟花外，血花剧社演出白话剧《黄埔潮》《一片爱国心》，民间剧社也参与演剧助兴。“民众到场参观者，六七千人，宣传孰得良效。”精武体育会国技，紫罗兰、省立女子师范林慧灵等跳舞助庆。

1926年11月19日下午6时，党立妇女运动讲习所学生会在中央礼堂举行成立典礼，民间剧社与血花剧社又一次“合作”，参与庆典。是日，党立妇女运动讲习所学生刘天素主席、教务主任刘蕙襄致训词，鲍罗廷夫人、周恩来、李协和、区梦觉、邓颖超等相继演说。之后游艺助兴，其中血花剧社表演黑族跳舞，民间剧社表演《色激颠》，执信小学生表演跳舞，党立妇女运动讲习所学生表演独幕剧《好儿女》、白话剧《东方里暗》、舞蹈、哑剧，其他还有昆曲、国技、双簧、京调等。

民间剧社与其他剧社、团体多次合作互动，为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等筹款、宣传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北伐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影响带动了许多女性步出家庭、学校或书斋，社会风气渐变。黄埔军校开始招收女生，又促使社会原有观念向前迈进一大步。

四、民间剧社的影响

民间剧社创设于国共合作时期，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长何香凝发起成立，中央党部妇女部和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共同组织，为国民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是中国话剧运动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历史见证。

与血花剧社一样，民间剧社的话剧实践，至今亦有一定借鉴价值和启示，如剧本的选择，至今依然是决定话剧演出质量和效果的前提。深入研究民间剧社，可丰富广东乃至中国话剧史研究。

在中国话剧史上，民间剧社存在时间大约两年，后期演剧活动渐少。此与政治形势变化息息相关，尤其是受国共合作破裂的消极影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与宋庆龄等通电讨伐蒋介石，辞去国民党内职务。同年11月，重新任职中央党部妇女部部长的何香凝，在接收妇女部后，随即派妇女部成员陈惠芳、殷觉民、刘惠襄、伍夏理、赵雪如、马景云等整理民间剧社及妇女俱乐部。后来民间剧社活动音信颇少，加上何香凝不久离开广州，民间剧社已无初创时和北伐初期的声势，最终无形消失。

【作者】李克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频道编辑】陈地杰李拉

【文字校对】潘经春

【值班主编】叶石界郭芳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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