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种奇怪的现象，一些特别数字的车牌号码，手机号码往往能拍上天价。而这一现象在收藏界中也不例外，在钱币收藏界中，一些豹子号，稀有冠号往往收藏价格要更高。那么，作为我国建国以来首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冠号有什么特点呢？ 一、首创以罗马数字为冠字的先河 冠字也称作“字头”或“字轨”，即印在票券号码前的符号，用以表示各种票券印制数量的批号。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曾明文规定：冠字一律用I、II、III、…、IX、X等十个罗马字体的数码，每三位不同数码用一括号括住为一个冠字，印在票券正面的左上方(注：东北银行印制的壹仟圆双马耕地和运煤耕地的冠字在右侧为特殊例外情况)，每种票版所用的冠字字体与位置，应始终保持一致，不得变更；冠字的字体大小与排列顺序均依照总行的规定，每一个冠字印刷一亿张、一仟万张(或一佰万张)，视其为八位数、七位数(或六位数)号码而定。但实际上，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大部份票券的冠字字体与位置都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至于冠字印刷顺序方面，原则上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冠字排列顺序表』来印制生产，但走遍大江南北，搜寻无数冠字实物资料的验证下，得知东北银行印制的壹佰圆北海与角楼(黄色)和伍佰圆正阳门并没有根据总行的规定来办理，其冠字印刷顺序不是从第一个冠字＜I II III＞，而是直接跳到第一百二十个冠字＜IV II X＞以后开始，为什么这样呢？则尚待进一步查证。 第一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创以罗马字体数码为冠字的先例，有别于民国时期的纸币，大部份以英文字母为冠字或尾字。而由十个罗马数字之中，选出三个不同数字为一组来排列组合的话，可以演绎出10×9×8＝720个冠字，这种奇特、复杂、严谨又科学的冠字排列顺序，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从目前档案史料中，只知道前一百二十个冠字的发行顺序，而且经过大部份票券实物的验证也没有错误，但第121个以后的冠字排列情形，在没有文献方面可以参考之下，单单从有限的实物资料来推论，相当不容易，且最后得到的结论，准确度也不够。 近来由于有同好对冠字的认识有所误解，造成有所谓“字冠收集中，最小是012字冠，最大是987字冠”的说法 (注二)，这种错误乃起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冠字排列顺序表』中，把罗马数字简化为阿拉伯数字填入其表格内，即：0=X、1=I、2=II、3=III、4=IV、5=V、6=VI、7=VII、8=VIII、9=IX。后人不察，把它当成数学式来转换，甚至还有比较大小的怪现象；其实罗马数字中无“0”的表示，“X”是“10”而不是“0”。而人民币上的罗马数字只是采用其『符号』来进行排列组合，作为票券印制批次的『符号』标示来看待，而且单一数字排列的先后顺序为：I、II、III、…、VIII、IX、X。即“X”垫在最后，而非第一个，这可以从第一个发行冠字为＜I II III＞而不是＜X I II＞得到验证；在读法上不能按照罗马数字的规律，也不能转换成阿拉伯数字的规律来读，而是就数字读数字，即不加任何单位数，是什么数字记号就读作什么数字。如“V IX I”可转换写作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数字的“591”或“五九一”，不读作“五百九十一”，而读作“五、九、一”。又如“II X V”不能写成“205”，不读作“二0五”，也不读作“二百零五”，而是写作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数字的“2 10 5＂或“二 十 五”，读作 “二 、十、 五” (注三)。前述冠字排列顺序表格中，只因填写者为作业上一时之便，把X当成0，造成后人以算数角度来衡量冠字所导致的疑惑；其实，人民币上的罗马数字只是当作『符号』来进行排列组合而已，因此，冠字只有排列的先后顺序问题，没有数目大小的问题。 二、耐人寻味的号码变化 以东北银行为例，在解放战争尚未取得全面胜利之前，印钞所用的号码机，都需要工作人员乔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国民党占领区，从大连买回。而每一个号码机约合一两黄金价值，在物资缺乏的战争年代，确实所费不赀而且也得来不易，因此，号码机的珍贵在东北银行多采多姿的票券号码字体之中完全表现无遗，其印制第一套人民币的号码种类最多、变化也最大。而关内各印钞厂每一种票版印制的号码字体和位置，虽然没办法达到现代高科技的严格标准，但是如果以当时环境、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供给等条件的限制，这样细微的误差已实属不易了。再者，早期印钞厂除了设备简陋之外，且又缺乏八位数的号码机；所以，这套纸币八位数票券的号码印刷，往往采用两组号码机合并组装而成，有2+6或4+4两种组合；因此，数字排列上有时会出现高低、不整齐的现象，甚至即使是同一票券，号码字体前后也会有差异的情形发生。 第一套人民币六十种票券中，无号码券有一种，六位数号码券有十二种，七位数有二十六种，八位数有二十五种。其中伍拾圆工农券、壹佰圆轮船券都有六位数和八位数二种号码，而伍拾圆列车券和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券则有六位数和七位数二种号码；也就是同一票券有二种不同号码位数，除了狭长型双马耕地券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所造成“七位数号码比六位数先发行” (注四) 和“伍拾圆列车券六位数号码为天津人民印刷厂印制、七位数则为北京印钞厂所生产”(注五) 之外，其它二者(即伍拾圆工农券、壹佰圆轮船券)主要是因为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解放区域逐渐扩大，对货币需求量日益殷切；为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上海印钞厂遂把六位数号码扩充为八位数，来增加人民币的印刷量。 三、众说纷纭的发行量 理论上，一个冠字，号码如果是六位数，则发行量(印刷量)约一百万张，七位数约一千万张，八位数则约一亿张；因此，纵然同样是只有发行一个冠字＜I II III＞的票券，也会因面额、号码位数、流通区域和使用时间的不一样而使市场价格会大异其趣的，这些原因或变量是错综复杂的，无法用简单的一个元素来说明清楚。例如：在解放时期和建国前后，解放区的地方性货币与人民币是按固定比价来兑换，且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地方币为辅币，混合流通；然后是停止区币发行，并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和贸易回笼等协同运作，只进不出，逐渐收回解放区货币；因此，有些人民币票券虽然是只印制一个冠字＜I II III＞而已，但可能由于下述种种原因，造成市场价格上有天壤之别：(a)号码位数(六位数、七位数、八位数)不同，或是否有全部发行完毕，这些原因都会造成发行量和存世量的极大差异。(b)若和辅币性质的区币同时流通，且时间较长，自然而然会影响人民币使用的周转率问题。(c)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会导致小面额的钞票因较不值钱的缘故，其回收率相对地较大面额的低很多，因为以当时壹万元旧币(第一套人民币)只能换成新币(第二套人民币)壹元，那么壹佰元的旧币只等于新币的壹分而已，由此可知，面额伍拾元以下的钞票早已微不足道，自动退出市场的流通，相对地回收也比较少一些。(d)发行时间早和流通时间久，其存世量会较少，市价自然偏高，这可以从第一批发行的贰拾圆运肥火车和伍拾圆矿车驴子票券得到验证。(e)发行量少或面额较大，其回收相对彻底，那么市场价格也不便宜，如：伍佰圆瞻德城、伍仟圆蒙古包、壹万圆牧马票券等等。今汇集相关票券成一览表，供大家参考、探究一番，并充分了解一下，市场价格迥然不同的真正原因所在？ 发行单一冠字＜I II III＞的票券一览表 编号: 面值: 图称: 号码位数: 发行量(推估): 备注(末位首位数) 1: 1元: 工农: 0: 未知数 2: 1元: 工厂: 8: 3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2 3: 5元: 织布: 8: 8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7 4: 5元: 水牛: 7: 6百万: 首位号码只有0-5 5: 10元: 工农: 8: 8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7 6: 10元: 火车站: 8: 4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3 7: 20元: 立交桥: 8: 9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8 8: 20元: 运肥火车: 8: 8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7 9: 20元: 帆船火车: 8: 3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2 10: 50元: 矿车驴子: 8: 9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8 11: 50元: 红火车大桥: 8: 2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1 12: 100元: 大帆船: 7: 1千万: 首位号码只有0-9 13: 500元: 瞻德城: 7: 4百万: 首位号码只有0-3 14: 5000元: 蒙古包: 7: 5百万: 首位号码只有0-4 15: 10000元: 牧马: 7: 3百万: 首位号码只有0-2 上述表内，运肥火车:和红色火车大桥二种票券，虽然都有＜IV II X＞补号冠字的存在，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发行总量，故亦纳入此一系列。(注六) 至于坊间一些书籍、杂志记载的部份票券印制统计表，内容有对的、也有错的，还有一些需要日后更多、更完整的实物资料进一步考证，以下仅就个人目前所拥有的实物资料和这些书籍杂志相互验证的结果，提供给大家参考： (1)『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书中叙述“1948年12月至1949年7月，第二印刷局共印制人民币伍圆券(帆船图案)金额1893.05亿元；1949年6月至11月，印制人民币贰拾圆券(打场图案)金额4724.3亿元”(注：此金额为冀南银行币，按1元人民币＝100元冀南币折算)；亦即伍圆帆船券发行总金额约为旧人民币18.9亿元，印刷量约37.86亿小张，而号码为七位数，故应存在有38个不同冠字且末位冠字应为＜VII IX VIII＞；而贰拾圆打场券发行总金额约为旧人民币47.24亿元，印刷量约23.62亿小张，号码为七位数，理应存在有24个不同冠字且末位冠字为＜VI V IV＞。(注七) 但在冠字的实物收藏上，却极难收集齐全，至今为止，笔者的伍圆帆船券冠字只有19个，而目前已知的末位冠字为＜VII VI VIII＞；贰拾圆打场券的冠字则更少，只有5个而已，目前已知末位冠字为＜IV III V＞。而市场上一直找不到新的不同冠字出现，大部份都是相同冠字，重复出现，因此档案资料与实物收藏的差距相当大，这有待未来更深入的求证。 (2)『东北解放区印钞简史』该书提及“东北银行工业处1948年－1950年印制人民币钞券统计表” (注八)如下： 东北银行工业处印制人民币钞券统计表 种别: 票面额: 完成券(元): 备注(单位：旧人民币) 甲: 拾圆券: 1 814 023 320: 1948－1950.5 甲: 壹佰圆券: 58 207 860 200: 运输券 乙: 壹佰圆券: 2 320 500 000: 北海与角楼券(黄) 甲: 贰佰圆券: 130 121 780 200: 排云殿券 甲: 伍佰圆券: 100 605 478 500: 正阳门券 甲: 壹仟圆券: 491 430 170 000: 运煤耕地券 乙: 壹仟圆券: 558 000 000 000: 双马耕地(完成券内有7万捆未捡券付出，损伤券用好券补足) 乙: 壹仟圆券: 128 000 000 000: 双马耕地(印完大张打成纸件子后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 合计 1 470 499 812 220 依照本表的资料统计，拾圆锯木犁田券应发行182个冠字(按：六位数；1814023320÷10÷1000000＝181.4)，目前个人已收集173个。甲种壹佰圆运输券(别称驮运)理应有59个冠字(按：七位数；58207860200÷100÷10000000＝58.2)，但笔者已有130个，这似乎证明除东北厂外，中原印刷厂也有印制此票券。至于乙种壹佰圆黄底北海与角楼券应有24个冠字(按：六位数；2320500000÷100÷1000000＝23.2)，但目前个人已收集159个，而蓝底北海与角楼券也有240个冠字，这相当矛盾，而甲、乙种壹佰圆券的统计资料实在令人纳闷，不知其所云了，尚待进一步考证。贰佰圆券其误指为颐和园券，但实际上，其描述的内容是排云殿(佛香阁)，理论上应发行651个冠字(按：六位数；130121780200÷200÷1000000＝650.6)，目前个人已收集253个。伍佰圆正阳门券应有202个冠字(按：六位数；100605478500÷500÷1000000＝201.2)，但碍于财力所能及，笔者目前只有52个冠字而已。甲种壹仟圆运煤耕地券理应有50个冠字(按：七位数；491430170000÷1000÷10000000＝49.1)，个人目前已收集到56个，且末位冠字为＜I X II＞，超过的部份是否为1950年以后，少量印制所致，仍存在一些疑问。乙种壹仟圆双马耕地券应有六位数558个冠字(按：558000000000÷1000÷1000000＝558)，目前个人能力所及，也只有44个，七位数应有13个冠字(按：128000000000÷1000÷10000000＝12.8)，目前已全部13个收集齐全。关于东北厂印制第一套人民券的冠字收集，由于大部份票券号码为六位数，冠字的数量也特别多，且有些价格都不低，已超出任何个人的能力范围，故只能选择重点收集，希望能透过大家的通力合作来达成。而东北厂所用纸张的种类特别繁多，有空心星水印、满版雪花(菱花)水印、横式水波纹水印，甚至还有作业错误所造成的竖式水波纹水印；号码字体更是变化多端，除了分粗圆体、细柱体(亦即圆3、平3版)之外，粗圆体字更是有多种版式，其中数字7的变化最为迷人，现在以壹佰圆黄色北海与角楼券为例，粗圆字体大小概略分析至少有7种，亦即 (暂时命名) 有大平顶7、小平顶7、山顶7、圆山7、尖山7、大斜体7、丸山7…等(如下图)。再者，以东北厂特殊的地理环境位置和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些特色都可以当成个别专题来研究，容日后再详细更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3)『西安印钞厂』一书指出该厂印制第一套人民币的情形：“1952年6月至1954年4月，印制中华民国38(公元1949年)版全胶品壹佰圆券，正面主景是解放号轮船，…。三年共生产5.91亿张。1954年，生产中华民国38(公元1949年)版全胶品壹仟圆券，正面主景为黑色丰收图，共生产2亿张。＂(注九) 但是目前冠字的实物收集显示壹仟圆秋收券，确实有生产西安版2亿张，号码八位数，冠字为＜IV V III＞、＜V III IV＞二个，至于壹佰圆轮船券，号码八位数，西安版目前实物冠字有＜II X VIII＞、＜X II IV＞、＜X IV II＞、＜II X IV＞四个，实物资料充分显示发行量可能为壹佰圆轮船券3.91亿张，壹仟圆秋收券2亿张，合计共生产5.91亿张，而非壹佰圆轮船券单独生产5.91亿张。 (4)『北海银行暨鲁西银行货币图录』(注十)和『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注十一) 书中都有“北海银行发行货币券别统计表”，其中关于人民券部份，前者漏列一行，资料明显有误，今以后者为准，列表如下：(注：1元人民币＝100元北海币折算) 北海银行发行货币券别统计表 币别: 券别: 金额(单位：北海币千元): 印刷量(张) 人民币: 贰佰圆: 1 000 400 000: 约5千万 人民币: 壹佰圆: 4 974 600 000: 人民币: 伍拾圆: 948 200 000: 约1亿9千万 人民币: 贰拾圆: 147 580 000: 约7千4百万 人民币: 拾圆: 32 120 000: 约3千2百万 合计 7 102 900 000 上述统计表，实际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刷局印制第一套人民币的资料，和冠字实物收藏的相互验证结论为：拾圆火车站券，号码八位数，冠字只有＜I II III＞(注：第三印刷局所有票版补号券的特殊冠字均为＜IV II X＞， 但这并不影响发行总量，故＜IV II X＞部份都不加以额外说明，以下均同)，已知号码首位数为0至3，和印刷量约3千2百万张大致相符合。贰拾圆运肥火车券，号码八位数，冠字只有＜I II III＞，已知号码首位数为0至7，和印刷量约7千4百万张也大致相符合。而伍拾圆红色火车大桥券，号码八位数，冠字只有＜I II III＞，已知号码首位数为0至1；伍拾圆蓝色火车大桥券，号码八位数，冠字有＜I II III＞、＜I III II＞，冠字＜I III II＞似乎没有全部发行完，故二者合计和表格内的印刷量约1亿9千万张大致相符合。壹佰圆工厂火车券，号码八位数，冠字有＜I II III＞、＜I III II＞、＜II I III＞、＜II III I＞四个，而冠字＜II III I＞应该没有全部发行完，发行总金额约3百多亿；然而壹佰圆万寿山券，号码为七位数，冠字有＜I II III＞、＜I III II＞、…、＜IV II III＞共十一个，冠字＜IV II III＞如果没有全部发行完，则发行总金额约1百多亿；所以二者总计和表格的资料旧人民币497亿多元相接近。最后，贰佰圆割稻券，号码七位数，冠字有＜I II III＞、＜I III II＞、…、＜III I II＞五个，和表内的印刷量约5千万张大致符合。由此可见，第三印刷局的文献档案和实物资料相当吻合。以第一套人民币而言，能保存这么完整无误的资料确实相当不容易。 (5)关于第一套人民币最大、最小发行总额的评估，有人认为“最大发行总额是伍万圆收割机共计有200万亿元”，其实，发行四个冠字，号码八位数，发行总额应是20万亿元(5万元×4亿张＝20万亿)趋势破坏信号，很明显这个评估资料应该是笔误。再者，根据个人收集到的资料显示，目前最大发行总额应为壹万元军舰，其号码为八位数，冠字从＜I II III＞到＜V VI VII＞总共25个，故目前最大的发行总金额约为25万亿元(1万元×25亿张＝25万亿)。而最小发行总额是否为其所言的“伍圆水牛3000万元”,则尚待进一步比较才能确定，因为目前冠号的实物资料显示壹圆工厂的发行量也不超过3000万张，那么它的发行总额也不会超过3000万元，因此，那一个票券的发行总额最小，仍应是未定之论。 而众所周知，收藏冠字是相当令人振奋且挑战难度颇高的一条路，尤其是收藏第一套人民币的冠字，当事者必须超越品相新旧的观念，并打破一般人根深蒂固收藏投资方面的价值标准；而且还要有一股保护、研究革命文物的热忱和干劲，能不计一切成本和利害得失，全心全意有恒心、有毅力的执行并贯彻自己的理想。收藏此套纸币绝非是只有单纯追求六十张票券、品相全新的一种收集方法而已。任何一张钞票，不论是珍贵或便宜，它的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或者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而在现实的社会中，或许它们的价格有高有低；但在历史的洪流里，每一张纸币，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最后问题就出在收藏者是用什么心态来鉴赏它的内在精神价值而已。总而言之，冠字号码蕴藏着无数的讯息和内含，绝不会只是单纯外在字体的变化而已，它所演绎出来的票券珍罕程度、印制版次、印刷量及发行总额，甚至辩证票券的真伪和档案资料的对错，冠号都占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因此，金融货币的收藏和研究者又岂能忽略掉冠号这个核心问题的探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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