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需要，将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八路军南下支队（第359旅主力）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任质斌副政委，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原鄂豫皖中央分局改称为中原局，徐向前任书记。但因徐帅正在养病，未到职，郑位三代理书记。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任常委，任质斌、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任委员。
新成立的中原军区下辖第一和第二野战纵队，以及桐柏军区（后改为河南军区）、江汉军区、鄂东军区，总兵力6.2万人。
乍一看，中原军区颇有实力，在当时算得上是我军的战略重兵集团。军区领导更不必说，称得上是将星云集，阵容豪华。
皮定均（左）与张力雄（一纵3旅政委）
旅一级的指挥员中，同样不乏敢打硬仗恶仗、能独当一面的骁勇干将，如一纵1旅旅长皮定均，一纵2旅旅长张才千，一纵3旅旅长刘昌毅，二纵15旅政委陈先瑞，鄂东独立第2旅旅长吴诚忠、政委张体学，江汉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副政委李人林等。
但往深里看，中原军区部队的前身比较复杂，各部隶属不同系统、战术风格迥异。这些部队临时整编，只是完成了番号层面的归拢，来不及实现组织、战术、思想上的深度融合。从执行力层面就不具备进行高强度大兵团运动战、歼灭战的基础。
而几位军区领导，以往多是各自体系内的分区负责人，虽然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却缺乏独掌全局、指挥数万人打大兵团决战的经验。
更麻烦的是，几人资历相近，山头各异，经常是两位王副司令各有一种想法，郑政委又有一种想法。李司令员的权威不够，做不到快速拍板，难以形成绝对权威的指挥核心。
1946年5月，郑位三（左一）、美国士兵李敦白（左二）、李先念与中原行政公署主席许子威在宣化店
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在中原军区组建前，就已经暴露无遗。
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朱老总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冈村宁次发出命令，要求其指挥的侵华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缴械投降。其中鄂豫皖三省的日军第六方面军，需派出代表前往新四军第5师大悟山驻地，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受降指令。
李先念立即行动起来，指挥5师指战员分头向周边日伪军据点发起反攻。
但日军只认重庆方面的命令，鄂豫皖根据地又临近平汉铁路，国民党军凭借兵力与交通优势，抢先控制了中原各战略要点。
结果，新四军5师在受降启动后的十天内，仅攻克十余个小城镇，歼灭拒降伪军3000余人，既未能拿下重要城市，也没有缴获成规模的重型装备。受降成果远不及山东、华中、晋冀鲁豫等解放区。
抗战期间，新四军5师长期以小块根据地形式与日军、伪军、顽军、土匪等势力在鄂豫皖湘赣广大地区共存，根据地建设本就不牢固。关键时刻还没争到战略主动权，到了1945年底，中原解放区持续萎缩，中原部队被分割在数块面积很小的核心根据地内，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1945年9月3日，郑位三、李先念曾联名致电中央，清晰总结了中原部队的处境与核心困难：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临时会议原则上需提前三日通知全体董事。对比其他公司，这样多次涉及“紧急会议”的案例在A股市场中较为罕见。有律师表示，紧急程序作为对常规程序的例外，应严格限于真正紧迫的情形下使用。
一、根据地没能及时连成片，主力部队缺乏可靠依托；
二、野战力量薄弱，新编部队战斗力不强，且短期内难以统一指挥；
元股证券三、财政困难，无粮草、无弹药储备；
四、部队思想波动较大，不少士兵打完鬼子想回家，根据地民众也担心打不退国军；
五、没条件打大规模运动战，建议发挥游击战特长，把师部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四望山，保留革命种子。
也正是因为单靠新四军5师难以独立应对国军的挤压，中央才指示八路军河南军区等部向中原靠拢，并同意5师师部向四望山转移，最终完成三军会师，正式组建中原军区。
中原突围二纵13旅一部
然而会师之后，中原军区发动的桐柏战役，又没有打好，未取得歼灭敌人一路或几路的决定性胜利。因此面对30万国军的步步蚕食，中原主力部队只得再次转移到平汉铁路以东，计划向位于淮北的新四军军部靠拢，中原地区留下1万人坚持游击战争。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恰在这时，马歇尔使华，促蒋停战，国共签署《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
1946年1月11日，行进途中的中原部队接到中央指示：部队于1月13日24时，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
毛主席作为战略大家，自然不会忽视中原地区的战略价值。这里距离武汉只有100多公里，距离南京不到500公里。如果能在国统区腹地保留一支我党武装，可以牵制相当数量的国军，为其他解放区减轻压力。
不过停战期间，老蒋不遵守协议，不断调兵遣将，以优势兵力缩小包围圈。中原部队走不了，打又不能打，被压缩在了宣化店一带、方圆100多公里、人口仅有40万的狭窄地区，彻底陷入被动局面。分路突围成了唯一的选项。
说到这里，就不免联想到同期爆发的苏中战役。粟裕指挥3万华中野战军迎击12万国军的多路围攻，在一个半月内七战七捷，歼敌5.3万，打出了解放战争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内线歼灭战范本。
很多人设想过，如果换粟裕执掌中原军区，能否像在苏中战场那样，在中原也来个七战七捷，打破30万国军的铁桶合围，从根本上扭转中原的绝境？
个人认为，这只是美好的愿望，即便粟裕赶赴中原，也很难改变什么。
大家都知道，七战七捷的本质是一场有家有底的内线歼灭战。除了3万野战军，还有50万支前民工和14万民兵配合作战。根据地保障情报、粮食以及伤员转运。野战军专心打仗，寻找敌人的薄弱点，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对敌予以痛击，打完立刻转移，依托根据地休整，再找下一个目标。
而中原部队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前，根据地就严重萎缩了，并不具备集中歼敌—快速转移—待机再战的内线作战条件。
苏中群众转移伤员
另外，粟裕在华中野战军拥有“单轴化作战指挥权”，也就是绝对的军事指挥权！
参加苏中战役的华野第1师，前身是新四军第1师第3旅，这是粟裕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起，亲手锻造的劲旅。
华野第6师的前身是新四军第6师第16旅，虽然师长是谭震林，但在1942年11月后，该部的作战指挥由粟裕统一调度。
第七、第十纵队以及地方部队，也皆是粟裕任苏中军区司令员时期发展而来。
所以苏中七战七胜，除了粟裕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用兵的魄力，更在于全军战术思想统一、执行步调高度一致，能时刻“攥紧拳头砸人”。
中原的情况，前面也说了。
几支部队刚刚合编番号，距离令行禁止、步调一致还差得远。
几位主要领导资历相当，开会时各有道理，时间却在会场之外一分一秒地悄然流逝。等会议共识落到纸面上，敌人的封锁圈已经往前又砌了一层。
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统一领导，否则会导致反应迟钝、错失战机。皖南事变就是典型教训，战前议而不决。战时章法混乱，有人坚持分散突围，有坚持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思想不统一。战后又互相指责埋怨。
在这种情况下，换成是粟裕，他的选择同样只能是突出去。毕竟中原解放区先天发展不足，中原部队存在的问题，不会因为指挥员的更迭就凭空消解。
如果徐帅身体健康，早一些坐镇鄂豫皖，以其资历和大兵团正规战的履历，情况或许会有改观。
但徐帅当时的身体状况确实欠佳，中央交给中原部队的任务也不是打一两场漂亮的歼灭战，而是把30万国军钉在中原战场，减轻华北、东北的压力。这与一年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逻辑一脉相承。
从这个角度看熊市抄底风险，中原部队困守宣化店、最终分路突围，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牵制使命，同样是解放战争史册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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